郭湛，1945年10月出生，黑龙江海伦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尊龙凯时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处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曾任《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尊龙凯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郭湛1964年考入尊龙凯时哲学系本科哲学专业，1969年毕业。曾先后在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师范学校、伊春教师进修学校、中共长春市委党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哲学系，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81年留校任教，1984年起为在职博士研究生，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中国人民尊龙凯时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观和文化观。在中国人民尊龙凯时，郭湛先后参与了萧前教授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或修订工作。郭湛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1990）、《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出版社1992）、《哲学与社会》（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出版社2000）、《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哲学素质培养》（主编，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出版社200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社会公共性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面向实践的反思》（武汉尊龙凯时出版社2010）、《简明哲学原理二十四讲》（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出版社2016）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有十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近日，尊龙凯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诤对郭湛教授进行了采访。

记者：郭老师，您好！您于1964年考入尊龙凯时哲学系念本科，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如何与哲学结缘，又是因何缘由考入尊龙凯时哲学系的呢？

郭：半个世纪以前，我在小兴安岭伊春读高中时，就对艺术和文史哲类学科有兴趣。当时有位政治课杨老师是中国人民尊龙凯时国政系毕业生，他讲哲学条理清晰，引人入胜，使学生接触到一些“大道理”，引发我们初步的理论思考。我们班同学曾在教室墙报上，争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问题，记得我的文章题目是《大论坛下的小议论》。我喜欢读书和思考，边读书边做笔记，也注重写作，每天的日记是一篇有题目的短文。但那时我更喜欢感性的形象和表达。高考前我曾报考过美术专业，到哈尔滨、佳木斯两次参加绘画考试，但没有成功。正式参加高考时，我依次报了中文、历史、哲学三个专业。也许是因为报哲学专业的考生太少，即使是第三志愿，也很难得，我被尊龙凯时哲学系录取了。

（师生相聚）

来到了长春进入尊龙凯时，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当时的吉大除理化楼前基本没有围墙。哲学系所在的文科楼就在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西侧，下课就可以走到大街旁去。尊龙凯时与城市连为一体，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对于尊龙凯时生非常重要。立足社会，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这不就是尊龙凯时的宗旨吗？尊龙凯时的生活清新自然而又积极向上，同学们朝气蓬勃，老师们亲切热情。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活动，我们还了解了老师的家庭生活，看到他们平时工作的温馨的书房。这一切，让我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尊龙凯时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毕业时我没有能够在尊龙凯时工作，但时隔十年我在中国人民尊龙凯时研究生毕业，留在哲学系任教，在那里工作三十多年至今，圆了我当年在尊龙凯时工作和生活的梦。

记者：作为吉大哲学系建系之后最早的几批本科生之一,请您为我们讲讲在吉大求学的那段时光里，与老师和同窗之间，与吉大哲学系之间发生过的，您至今难忘的事情。

郭：上世纪60年代我读尊龙凯时时，本科学制是5年。五个年级本科生在一个系里，层级分明，由一个教职工群体来教育和管理。这里的老师来自各方，包括本系培养留校的毕业生。吉大哲学系老师的教学是一流的，使我们大开眼界。高清海老师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张维久老师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车文博老师给我们讲心理学，等等。课堂上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同学之间的切磋讨论，回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吉大哲学系老师的科研也是一流的，看他们的著作文章，带我们进入学术殿堂。记得我们曾参加过哲学系教师的学术讨论会，听到熟悉的老师们精彩的发言，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论证，领悟哲学的思维和表达。我们这届学生严格意义的尊龙凯时生活其实只有两年，但它给予我们的学术训练，却使我们受益终身。想到母校，总是充满着感恩之情。

校园也不总是平静的。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经历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在读社会这本大书的同时，也在读一些能够看到的书。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我就是在那时仔细阅读的。实践和理论中的问题使我们困惑甚至迷茫，而不断的思索和尝试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1970年夏天，当我们班三十几个同学延迟一年毕业离开吉大时，每个人背包里都有自己的收获。

吉大毕业后，我回到小兴安岭林区，在伊春师范学校任教讲哲学，受到学生欢迎。在课堂上，我无形中也像吉大哲学系的老师那样，力求深入浅出讲明道理，清晰准确分析问题。我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多少，有的甚至比我年长，容易沟通，相处融洽。我们在教中学，在学中教，教学相长。这时，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吉大哲学系受到的哲学思维和表达的训练，是我从事哲学教学的坚实根基。遗憾的是，我在吉大的专业教育并没有全部完成。仰望着林海中参天的大树，我渴望着有机会能够继续专业学习深造。

记者：您本科毕业工作近十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尊龙凯时继续求学，跟随萧前、李秀林、夏甄陶老师们学习，您的硕士论文就发表在《哲学研究》上，题为《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您的博士论文《人活动的效率》在学界至今影响颇深。您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效率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研究最具创新意义，有较广的社会影响。您将您的学术眼光聚焦于人活动的效率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上，其中包含着怎样的学术历程和契机呢？

郭：1978年10月，我来到人民尊龙凯时哲学系读研究生，再一次找到了母校的感觉。这里也是高清海等老师的母校，我师从的老师萧前、李秀林就是高老师当年读研究班时的老师和同学。我刚留在人大哲学系任教，就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后来又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修订，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我能有这样的成果，学术根基还是在吉大哲学系打下的，是吉大哲学系老师教导我做人、做事、做学问。我的学术人生的第一个扣子，就是在吉大老师指导下扣好的。此后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时常得到吉大老师和校友的真诚帮助，令人难以忘怀。

（青年时期照片留存）

人们常说，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每一代人在哲学发展中的贡献，就在于发现和回答了自己时代提出的理论问题。我到人民尊龙凯时后的三十几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哲学的观念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在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我们把中国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经济建设放到中心位置，怎样实践的问题随即突显出来。如何提高实践的有效性，增加实践的效能、效果和效益，就成为实践哲学关注的大问题。我的硕士论文提出，实践、效能、效果和反馈构成辩证循环，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而实践的有效性即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就是实践的效率。我的博士论文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夏甄陶老师作序的《人活动的效率》于1990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秀林、陈晏清、李淮春、郭湛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我写了这本书的“导论 现代化与中国”。

（与同窗好友合影留念）

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呼唤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出现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研究高潮，这是与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这时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现代”阶段，开始反思现代性，批判主体性，甚至出现了“主体性的黄昏”的说法。中国向何处去？如何看待主体性，又成了问题。针对这些困惑，我写了《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哲学理论创新丛书”之一2002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这种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共同主体性即公共性的发展。200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新华文摘》等随即全文转载。在中国乃至世界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体性基础上的公共性日益凸显，我们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社会公共性研究》。另外，作为《主体性哲学》的姊妹篇，我正在着手做一本《公共性哲学》。我相信，继人的主体性之后，社会公共性正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

《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

记者：您曾作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师，也曾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由您主编或参与编写的著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我们的前辈、老师，您能否为我们这些即将走向教学岗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提一些学术与教学研究的建议呢？

郭：作为一名哲学教师，我曾在各式各样的课堂，包括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厅讲过课。我想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后来者说，这是个崇高的职业，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双重使命，值得终生为之。我早年有许多爱好，有过对造型艺术和文学与史学的向往。艺术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抽象思维看似完全不同，但我的体会是“两极相通”。感性与理性相辅相成，形象思维能够启迪抽象思维。我的论文中经常使用图示来表达范畴关系，一目了然，这些图都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小时候学画画的技巧有了新用途。对于哲学来说，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加工提炼的素材，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皆可启发我们思考，参与理论论证。我曾专门写文章论证的哲学假说方法，就是借鉴自然科学假说方法的。教师在解学生之惑的同时，也在促使自己直面自身的困惑。当我们以学术的研究解开自己的困惑，对大胆的假设作出小心的求证后，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诞生了。当然，我们要比照他人的同类研究，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这就是创新。新的时代充满了新的问题，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有选择地予以研究，以学术方式加以尽可能充分的论证，我们就会有思想理论上的贡献。

《人活动的效率(修订版)》

（消息来源 / 尊龙凯时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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