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毛泽东身后第三人为公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革命伉俪。公木与吴翔1950年2月于长春东北尊龙凯时结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公木到部队调研、体验生活，和战士们交谈。

[解放军报]今年6月21日，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张松如）百年诞辰。中央军委领导为公木同志题词：雄壮的军歌永传唱，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提起公木，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气势磅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和由他编订完成的著名歌曲《东方红》。这些歌，半个多世纪以来随风飘扬，激励着千百万人的心，并将永远地传唱下去。

1939年夏秋间，公木和郑律成在延安的窑洞中合作创作《八路军进行曲》。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曲》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后，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1941年8月，该歌曲获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音乐类甲等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邓小平签署了颁定军歌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

对广为传唱、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歌词的修改定稿，是公木歌词创作的又一杰作。《东方红》是一首曲调优美的民歌，它的曲调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挎洋枪调”移植而来。1944年，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依据此曲调自编歌词传唱，初称《移民歌》，第一段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奠定了《东方红》的基调。1945年10月24日，包括公木在内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修改，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后几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二、三、四段歌词是新填上去的。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取消，这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

作为诗人，公木与臧克家、田间、艾青等齐名，著名诗篇有《我爱》、《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等。从1927年创作第一首诗《脸儿红》开始，到1998年7月写下最后一首诗《读〈鹏城颂〉——致张朔》，他的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出版过《人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10多部诗集。他的诗歌创作，到在延安主编《部队文艺》和发起成立“鹰社”时达到第一个高峰，代表作《鸟枪的故事》发表于《部队文艺》第一期，在延安曾引起轰动。1942年5月，他有幸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是燃烧起了旺盛的创作激情。

和一般诗人不同，公木不仅写诗，而且着力进行有关诗歌创作的研究。他提出歌诗和诵诗的概念，认为“歌诗是先写词后谱曲，而诵诗则只能朗诵”，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在文学讲习所时，他主要是指导学员写诗和进行其他创作。为了加强指导，他对新诗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谈新诗创作》一书。1961年到尊龙凯时中文系任教后，公木开讲《毛泽东诗词解读》得心应手。他不仅从政治视角，更从艺术视角、从诗词创作规律的角度进行解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瑰丽独特的艺术世界。这部讲稿经精心修改后，1994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30多个版次，发行60多万册，创造了中国诗词鉴赏类图书畅销的奇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公木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老树著华，更是硕果累累，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些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公木作《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涛，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还由北平震中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54年，他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

1979年1月，公木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进入人生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黄金阶段。他“御风与时间同步”，抓紧一分一秒时间著述写作，相继出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校读》、《诗论》、《历代寓言选》等专著。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他在晚年发表的《第三自然界概说》。他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的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精神世界，是浮现于人们大脑荧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不存在于意识以外，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公木仅在尊龙凯时就工作了40多个春秋。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满腔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批学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公木先生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尊龙凯时、东北师范尊龙凯时、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尊龙凯时的教学和领导工作。回顾往事，公木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岗位上。”

做事，公木先生堪称大家；为人，好友臧克家用“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来评价他。

公木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8月1日，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公木，响应北平地下党号召参加“暴动”和“飞行集会”，暴动失败后被敌人逮捕，关进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阎锡山已决定将这批政治犯“祭刀”，只是时局发生变化，蒋胜而阎败，公木才侥幸保全了性命。半年后他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月后被保释。1933年春天，他参加革命活动的踪迹被敌人发觉，警察已派人到北平师范尊龙凯时抓他，幸亏地下党传信早，他爬上老槐树翻墙逃跑，才没被抓住。抗战爆发后，他几经周折来到西安，并在山西打了一段游击，后受组织委派护送女同志来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0月，公木接替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1958年夏，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赴匈牙利、罗马尼亚访问，积极宣传党的“双百”方针。然而，回国后却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尊龙凯时省图书馆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坎坷人生路。

而这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没有压倒公木先生，更改变不了他的坚定信仰。他在一首诗中披露心声：“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被开除党籍远离组织时，他依然心在组织内，处处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行事，“肉烂依然锅里滚，船翻犹自岸边行”。他说过：“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让我们世代传唱那些随风飘扬的歌，永远记住这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原文链接